重构“古苗疆走廊”——贵州大学“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侧记
发布时间:2012-05-13 浏览次数:

重构“古苗疆走廊”

——贵州大学“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侧记

  核心提示

  明年,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省即将迎来建省六百周年的纪念时刻。明王朝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省,与一条驿道关系极为密切。这条连接湘、黔、滇三省,横跨贵州中部的驿道,被称之为“古苗疆走廊”,其沿线及周边地区,留下了厚重、多样而且呈现出整体地域特点的历史文化积淀及景观。

  “古苗疆走廊”是什么,与其他“民族走廊”相比存在哪些异同,在研究方法论上又有什么新的启发?对贵州文化建设又有何意义?4月21日,“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研究院所的著名专家学者近百人,就“古苗疆走廊”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就“古苗疆走廊”的概念、“苗疆走廊”的研究与“贵州文化建设”的议题做主旨演讲、提出学术观点及反思。

  记者手记

  建构贵州文化的“主体性”认同

  “古苗疆走廊”不仅是关联苗族群体,而是相关贵州多民族群体。据史料记载和相关研究,“苗”在明清乃至民国年间,为西南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四川以及广西、湖南等地域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之一,因此并非单指今天的“苗族”而相当于今天的“贵州少数民族”之义。而“苗疆”指的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

  “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积淀,多元民族文化特征明显,族群的文化交融与互动是主流。“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一方面以历史视野,把“碎片式”贵州文化置于一个整体的空间去观察、研究和持续性关照,有助于跨“民族·族群”的地域整体性研究,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推进中国与东盟间国际交流,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贵州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为人类学、民族学及贵州地方史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展边疆理论的研究,拓展学者对于“边疆”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

  “古苗疆走廊”把孤立的贵州文化碎片以大历史视野,纳入一个整体空间去观察贵州多族群互动、交往的活态生活历史和经济往来,对建构贵州学术的中国价值及贵州学的当代叙事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文化被置于一个整体空间看待

  “古苗疆走廊”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由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民族学专家研究团队经过两年讨论,于今年年初正式提出。

  所谓“古苗疆走廊”,指的是历史上横贯贵州中部、连接湖南和云南之间的一条重要驿道。从明清时代一直到民国时期,贵州一直被视为“苗疆”的腹地。而“苗疆”内的这条陆路驿道,既是中央政权控制西南边疆地区的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动脉,同时它也是维系东南亚与中国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在文化上,自明清时代以来汉族移民沿着“苗疆走廊”大规模进入西南地区,汉文化通过这条驿道向四周少数民族地区辐射,既在汉族地区形成了众多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古城,同时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各种文化间相互影响,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多样性特征。如社戏及傩文化面具的传播、屯堡文化等,事实上都与这条“苗疆走廊”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论坛主旨讲话中,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封孝伦认为,贵州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由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汇聚而成,文化形态的复合性、文化多元性展现出独特价值。贵州的文化特征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苗疆走廊”的研究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对进一步提高贵州文化自觉和自信、丰富多彩贵州形象、创建文化旅游创新区具有积极意义。“首先,从学术上看,将民族文化或者贵州文化的研究置于广阔的空间,将改变此前的单一学科状况,形成有贵州特色的研究领域,推动打造贵州文化品牌。从文化上看,研究探讨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历史和现实状况,将有助于构建贵州地方文化主体性新内涵。除此之外,对‘古苗疆走廊’的研究将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新方向,推动贵州文化产业的发展。”

  回顾“古苗疆走廊”的历史形成过程,其中不仅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与权力行为,并且由这条走廊所体现和象征的“中心”与“边缘”、“内地”与“边疆”间的关系,沿线及周边地区形成的众多文化相互交织,族群、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现象。通过对“古苗疆走廊”的研究,关注“跨民族”或“跨族群”的、具有地域“共性”的文化现象,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旅游学、文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找到一个共同的契合点,为今后贵州省以旅游开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启新的思路。

  为贵州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杨志强是近日启动的“古苗疆走廊”研究课题负责人。他认为,“古苗疆走廊”是元明时期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该驿道是元明到晚清时期数百年维系西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动脉,直接关系到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版图变化、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等。明朝之所以在1413年设置贵州省,与此驿道关系极为密切。驿道从湖南常德,沿水路溯沅江而上,进入贵州东部门户镇远,然后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线贵阳等后入云南省,经曲靖等地抵昆明。

  “贵州省的设置,最初即是为了保护这条通往云南的‘走廊’的通畅和安全。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为一条路建置一个省级单位这样的重大政治举措是极其罕见的。”杨志强说,“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对于贵州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革命性”的。构建该问题讨论的理论平台,有利于改变各少数民族研究的分散格局。与其他民族走廊不同,驿道是动用国家力量修建的,是在强烈的国家意志下开辟的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之间命脉的“官道”。这个社会文化空间,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介绍说,“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一方面有助于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学、民族学及贵州地方史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古苗疆走廊”加深对西南疆域形成过程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报》4月27日以《“古苗疆走廊”研究拓展边疆理论》为题发表文章。多民族聚居的贵州省并非边疆省份,然而“古苗疆走廊”引起边疆研究者的兴趣,拓展了学者对于“边疆”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李大龙说,贵州省在边疆学研究意义上不属于“边疆”,但其在西南地区成为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明朝因一条古驿道而设贵州省即是对此的充分肯定。正是有了这条“古苗疆走廊”,历代王朝尤其是明清两朝得以实施对云南、广西等地区的有效控制。“古苗疆走廊”概念高度概括了贵州省近千年历史的发展特点,为贵州省在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中的贡献作出了准确定位。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提出,“苗疆”在学术上可以称为“内地化边疆”。在连接湖南和云南的“古苗疆走廊”上,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了和谐互动的关系。因此,对“古苗疆走廊”的研究,应由贵州牵头,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参加到“古苗疆走廊”的研究中来。课题的组织者之一、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陶渝苏也表示,“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在才刚刚起步,未来还需要多学科的整合。

     为贵州文化品牌提供坚强学术支撑

  “古苗疆走廊”课题一经启动即引起贵州各方面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古苗疆走廊”研究,有利于构建起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有利于结合经济发展战略,推进其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之一的“文化线路”的重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促进贵州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走廊”传统上多指的是连接两个地区中间的狭长地带。但在这里有所不同。不仅指自然地理构造,更多的是因族群、民族及文化的多样性造就的文化上的阻隔。明代以后贵州省内有多条连接周边各省的水陆“通道”,但连接西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的,并对周边发生重大影响的却只有这条“走廊”。

  穿越历史的尘埃,这条人难以进入的“一线路”,对贵州将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尤其拓宽旅游人类学的视野,为贵州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2012年3月至4月,“古苗疆走廊”课题组一行17位教授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访问了走廊东线的凯里、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等地。在走廊经过沿线各地,仍然保持部分古驿道遗迹,但近年随着经济的开发,有的地方已基本消失。

  近年来,贵州省对于旅游开发的热情方兴未艾。杨志强认为,“许多文化现象消失得很快,文化变迁速度很快,迫切需要学者们抓紧时间进行系统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上,地理环境特殊,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省内外及国际人类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积累了相应的学术成果。即将成立的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将以“古苗疆走廊”为学术支撑,深度研究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探索贵州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将更好地落实国发2号文件中‘将贵州建设成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的要求,提供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思想资源,有助于矫正外界对贵州地域特点的刻板印象。”贵州大学党委书记姚小泉说,挖掘、整理与保护“古苗疆走廊”上的文化遗产,需要创新思考与探索,将其作为地区发展基石。“要将文化基因利用好,将其打造成活化石,将传统文化的美融入到现代高校文明的生活中,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并最终实现文化实力向经济实力的转变。”他认为,要打造具有文化内涵的多彩贵州品牌,需要把握机遇,共同承担区域文化建设,加大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完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动机制,“让贵州民族文化走出苗疆走向世界”。

  专家视点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以前我们经常谈三大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而没有注意“古苗疆走廊”这样的内地民族走廊。这条走廊有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涉及以贵州为主的湘黔滇地区,是多民族文化的走廊。就方法论而言,以前学界多注重对“点”的研究,如对单个村落的研究;而民族走廊是从“线”上进行研究,这将带来许多值得分析的问题,如木材和白银在民族走廊上的流动问题等。通过对这个连接地带的文化多样性的观察和研究,能够加深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的认识。

  杨志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苗”不仅仅指今天的苗族,而是非汉系民族的泛称;因此所谓的“苗疆”指的是少数民族的分部地域,而非仅指苗族。苗疆走廊的特点,即“走廊”是国家行为的产物,是官道,与自然形成的商道、文化通道具有不同之处;“走廊”呈现出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和族群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古苗疆走廊”还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的重要国际通道。“古苗疆走廊”的研究将助推建构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改变一谈贵州就将贵州当成“他者”的文化现象。

  金颖若(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将推动对贵州地域形象的重塑和再传播。如今,世界进入眼球经济的形象时代。地域文化形象成为提高地方竞争力的利器。贵州的地域形象长期以来被偏见和成见所笼罩。对“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树立,能挖掘地域文化基因,坚持多元特征,塑造和传播贵州正面的、健康的形象,增强文化自信,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除此之外,“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将提供文化产业的内容素材和创意元素。“古苗疆走廊”传达对宇宙、对人生的体悟,充满故事和形象,蕴含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天真情感,是文化产业的创意资源宝库,是最具核心价值的资源,借助这一内容将扩大贵州文化的话语权。

  曹端波(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历史人类学视野看,贵州建省前,其地分属于周边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四省管辖。全部为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大多为土司管辖地带或完全不受中央王朝统治的“生苗地界”。元代中央王朝统治云南之际,从内地进入云南的道路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自泸州经乌撒(威宁)、毕节至中庆道(昆明),历史上亦称为入滇“西路”。二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的由湖南经普安(安顺)进入云南的“东路”。此道自湖南沅陵入现贵州省的镇远,经黄平、贵阳、安顺、普安、盘县入云南曲靖等地至昆明。明初在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征服了云南。为确保从内地通往云南道路的安全,派遣军队以“军屯”的方式在沿湖南至云南的“东路”驿道沿线设置卫所(十八卫),重兵驻守。明代永乐11年(1413年),在镇压了思州、思南土司叛乱后,为统一管理这片地域,正式设置了贵州行省(即“贵州布政使司”)。

  刘锋(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古苗疆走廊”及周边地区,上述的以汉文化为坐标系形成的文化差异,同时也强烈地影响了族际间的认同“边界”的形成,从而呈现出一种“结构重现”的特征。此外,明代的“屯军”与清代以后移入的“客民”之间,在相互认同中也出现裂痕,除了“华夷之辨”这一政治及文化的差序构成外,又表现为“土著”、“客民”之间的对立。致使族群、民族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样式。现今中国“待识别民族”中,有74万人分布在贵州境内的“古苗疆走廊”两侧。至今,在走廊还存在诸多活态的文化互动语境,等待我们去发现、去研究。

(来源:贵州日报 作者:王小梅 实习生 张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