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乃群博士:国家与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
发布时间: 2011-10-20 浏览次数: 153

贵州大学“候鸟型”高层次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翁乃群博士系列讲座之二

“国家与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

  2011年10月17日晚7:00,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贵州大学“候鸟型”高层次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翁乃群博士在人文学院308会议室举办了一场题为“国家和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的讲座。贵州大学长江学者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讲座主持。

  翁教授主要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探讨了不同语境下的族群认同问题:

  第一,关于族群、民族与民族国家。翁教授介绍了人类学家韦伯(Max Weber)、罗奈尔德·科恩(Ronald Cohen)、琼·文森(Joan Vincent)、巴特(Fredrik Barth)、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韦伯等学者对“族群”、“民族”、“民族国家”的争论。大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十七世纪现代国家制度,即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建立时期的产物。“民族”的建构是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相关联的,往往被密切地与地域边界联系在一起。而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构成了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意识形态背景。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是与现代国家构建相联系的“族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强化了国家的边界。

  第二,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族群”。翁教授认为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共认定了五十六个民族。但原有基于地方语境的族称和族群认同并没有因此失去社会文化意义。在地方语境下,在日常生活中族群往往比民族更有意义。

  第三,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民族”。虽然中国的“民族”概念有自己独有的意义,但其思想源流,均与近代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思想所谓的“nation-state”理念相关。翁教授例举费孝通、吴文藻等学者的研究与“nation——state”理念的对话。

  第四,国家和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翁教授列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和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的区别与联系。例一是云南蒙古族、纳西族、摩梭人;例二是云南的普米族与四川的藏族之间的联系;例三说明民族认同与功利主义、政治策略之间的关系;接着从民族改革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代、西部大开发这几个阶段阐述了历史变迁与民族、族群认同。

  第五,地方语境下的“他”族分类。翁教授认为在地方语境下,各民族自己的族群分类体系也会由于居住地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此可知地方语境下的族群分类体系是多元的,也可以说是多层次的。地方语境下的“他”族分类是研究民族或族群关系的重要内容,是研究者不容忽视的。   

  讲座的最后,翁教授强调三点:(一)源于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概念是想象的。(二)不论从历时性或从共时性来说,民族/族群和文化都是动态的。 因此,民族/族群和文化研究切忌本质化和静态化/固化。(三)“过程”研究是当下民族、族群研究的重要内容,人类学经验研究最为有效,且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