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乃群教授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学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发布时间: 2011-10-16 浏览次数: 188

贵州大学“候鸟型”高层次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翁乃群博士系列讲座之一

“重新认识人类学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2011年10月14日晚7:00,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贵州大学“候鸟型”高层次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翁乃群博士到我校为广大师生举办了一场题为“重新认识人类学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的讲座。此次讲座在人文学院217会议室举办,贵州大学张晓教授担任讲座主持。

  翁教授从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两大属类,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入手,提及其对应的研究方法为量性、质性及量性与质性结合的第三种方法,并认为上世纪末以来我国人文学界对“科学”、“数字”的崇拜,使得以经验研究为目标的人类学,再次遭受边缘化。事实上,无论广义上的人类学还是狭义上的人类学都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双重属性。其人文属性是人类学研究对时空情境、社会文化多元性和相对主义的强调。实际上强调质性研究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传统。

  翁教授在讲座中以三个个案研究来说明人类学质性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以农村教育研究为例,在大量以往的农村教育研究中,研究者根据搜集到的三个教育统计指标(入学率、辍学率、完学率)很容易发现许多农村女童在入学率、完学率普遍低于男童,而辍学率普遍高于男童。由于缺乏深入的人类学质性研究,对这种现象则往往归入“重男轻女”程式化解释,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人观”有关。在“精英教育”和“城市导向”的教育方针下,农村基础教育的目的和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被变成为对大多数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的忽视。

  二以艾滋病防治研究为例,既有研究中生物医学话语占据主导,致使研究方法上对量化方法的倚重,而忽视了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以及重视对在地社会文化制度、观念和其他社会文化情景深入探讨的质性研究方法。

  三以幸福感研究为例,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幸福”是一个既受到社会文化制约,又以主体感受为本的概念。王铭铭教授对福建溪村汉族研究、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石磊(Charles Stafford)在台湾农村、东北和西南农村的研究也展示了在不同社会文化、不同时空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或不同代际的人们对“幸福”及其与财富的关系、对它的追求方式,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翁教授又以自己的两个田野观察实例提出“幸福感”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差异。“幸福”是过程,不能用量化研究方法,而只能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在社会文化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单纯量化的幸福感调查,将被调查对象的“幸福”概念做同质性假设,忽略时空和情景的变化,将“幸福”这样一个赋有深刻社会人文性和个人经验性感受的概念和实践过程化为缺乏灵与肉的数字,难免会有重大的缺失。这样的调查往往容易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机械的、主观性极强且客观性极弱的、缺乏实践和理论意义的社会统计指标。

  讲座最后,翁教授强调推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不仅需要“科学”象征的“数字”研究,也需要 “人文”象征的社会文化描述和意义分析。